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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贷危机:穷的毫无尊严,为几千块押上隐私

    种别:社会新闻发布人:联迪发布时间:2017-03⑶0

    2016年10月下旬,在众多剧迷的翘首盼望中,美国Netfilx公司1次性推出《黑镜》第3季的6集内容,延续并拓展了前两季的媒介批评主题。其中第3集名为《黑函之舞》,讲述的是1个忸怩怯懦的年轻人,由于电脑摄像头被黑客恶意操纵,导致他在自己卧室浏览色情网页自慰的进程被偷拍;黑客随后以将自慰视频发给他电子邮件通讯录上的所有联系人作为要挟手段,引诱他1步步走上犯法道路,终究堕入深渊,没法自拔。谁料剧集上线仅仅1个半月后,中国的新媒体平台就爆出自己的“黑函之舞”:高达10G的“裸贷”照片、视频和借贷人信息遭到泄漏,触及161位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年轻女性,但听说还仅仅只是“冰山1角”。“裸贷”事件再次向我们证明:现实常常可以比戏剧更加冷冽昏暗。

    所谓“裸贷”,简单地说,就是1些不法放贷方,以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勾引年轻女性手持身份证件拍摄下自己的裸体照片(乃至更加不雅的色情视频),在线提交给放贷方作为质押物,以换取短时间小额高息贷款的地下借贷方式。在这类借贷中,年轻女性提交的裸体照片和视频被称为“裸条”。媒体调查显示,参与“裸贷”的年轻女性们用“裸条”换来的,通常是不过35万元乃至不到千元人民币,1般用以满足她们平常生活里的种种浮华的消费;而她们1旦不能按规定时间连本带利还款,放贷方就会以公然“裸条”并联系其父母亲友等手段相要挟,迫使她们从事由放贷方所指定的色情服务,实现以性抵账。

    无疑,“裸贷”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被看做是我们这个扭曲时期里人性之疾的1个典型表征;又可以被视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症候的首次集中爆发。换言之,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1个以“微”为特质的新时期倏然开启,并被我们满怀欣喜地命名为“微时期”。6年来,随着“微时期”的不断发展,我们享受它的便捷,拥抱它的丰富,歌颂它的优越,畅想它的荣景;但与此同时,它所潜藏的危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时至本日,伴随着“裸贷”事件的产生,和过去两年间其他1些媒介文化症候的渐次凸显,应当说,我们已到了需要对“微时期”重新进行1番冷静审思的时候了。

    “微时期”:社会文化逻辑的变革与潜伏危机

    所谓“微时期”,概括地说,主要是指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高度碎片化为特点的新型语境,该命名主要来自于中国传媒学界和业界对当今时期特点的积极掌控与敏锐反应。用时地看,这1语境大约自2010年前后萌芽:从微博的兴起,到微信的普及,再到各种微艺术形态、微文化样态、微商业模式与微美学话语的风行;短短56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微时期”已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方式乃至思惟方式产生了全面影响,从而也使得全部社会越来越深地浸淫于这类由“技术转型+文化转型”所引发的愉悦体验当中。

    由此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来,在传媒学界和业界,对“微时期”的各种正向期待与乐观预言蔚为潮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微时期”所开启的,是中国社会由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向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的深入转型进程。如我曾在旧文中论述过的,中国由于后发现代性的特殊历史语境,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真正迈入福特主义阶段,并在激荡中保持到21世纪的第1个10年间。

    整体而言,福特主义阶段范围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源上决定了其主流文化逻辑也偏向于整体伦理——主要是对“大”从理念到实践的过分推重,对集体利益的高度信任,和由此对稳定、完全、均衡、秩序的不懈寻求等。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后福特主义”理解为对“福特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超出,即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消费需求,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惟方式都越来越朝着活动不居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也越来越由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文化上,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不肯定性为核心确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而在这1转型进程中,让媒介研究者和从业者们格外兴奋的,不但是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大幅度提升了传播维度对整体社会结构而言的重要性,更是其为许许多多个体的“我”提供了窗口、平台乃至历史机遇。

    因此,“微时期”伊始,当我们展望前景时,不由得做出颇具乌托邦气质的期许,即相信在“微文化”的浸润下,个人将更有机会取得主体性的充分发展,人类生活将更有希望重新回归到人本身;甚而相信——“微文化”可能包含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向的纠偏价值。犹如预期的,“微时期”确切在过去几年间为更多个体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表达、交换、创新和营利的空间。

    例如,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微信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许多受欢迎的公众号基于“打赏”机制已有了稳定收入,佼佼者乃至已开始有偿承接知名品牌的广告;再如,以个人为经营主体的APP商户也遍地开花,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伸出触角,提供富于创意的、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又如,以个人为制作主体的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如火如荼,普通人成为“网红”乃至借此实现经济自由的机率相对以往大幅上升。

    应当承认,上述所有新兴的、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媒介文化现象和事物,确切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文化提供了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发展契机;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将“微时期”的“乌托邦”愿景引向反面的,恰恰也是这类对“媒介化了的个体”过分乐观的、缺少控制的信任和倚重。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类整体性的乐观情绪遮盖了对“微时期”所潜藏的负面因素的警惕。我们必须意想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移动互联网时期的个体其实已不再是传统媒介时期的个体——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个体即时性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被“社交媒介杠杆”指数级地放大,蒲公英式地传播,进而引发始料未及的现实后果。

    这方面1个新近的典型例证,就是2016年秋冬几近搅动了全部中国新媒体世界的“罗尔事件”:从该事件中,我们可以10分清楚地看到,凡俗个体可能不过是1念之间的私心,经过移动互联网环境的播撒,便可以迅速产生几何式的倍增效应,终究超出个体所能够想象和承受的极限,泛滥成社会性的喧哗与拷问。

    罗1笑事件

    不单单是罗尔。事实上,最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意想到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交媒体极易产生自我叠加的杠杆效应:现实情境中的政治敌意,1旦经过“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难以结束;现实情境中的经济分层,1旦经过“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使人失望;而现实情境中的任何个体不端,1旦经过“社交媒介杠杆”放大,就足以引发排山倒海般的媒介示众与媒介审判。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意想到“微时期”其实不会自动生成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它表面上对个体进行了更大程度的赋权,但实际上,那些受困于现实语境,既无从取得充足发展条件,亦无从掌握充分自省能力的个体,只会在这样的时期里更加迅速地堕入空虚与焦虑,乃至走向腐化与狂暴。

    换言之,在社会共鸣到达1定的平均水位之前,1些本来已被现代文明所扬弃的价值观由于“社交媒介杠杆”效应的“加持”,常常比符合现代文明共鸣的价值观更具有吞噬1切的气力;而处于零散状态的个体,在既有的整体性退场以后,常常轻易就堕入价值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当中,面对权势、金钱和人性的暗黑面毫无抵挡之力,惟有完全地缴械投降,进而被时期的愿望之潮所裹挟。而这,恐怕才是我们今天面对“裸贷”所必须予以重视的新媒介文化深层危机所在。

    “裸贷”:3个追问

    综合上述,“裸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1个深入审视“微时期”潜伏危机的切入口和样本。在此,我将通过对“裸贷”事件的3个追问,进1步批评性地分析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的深层症候所在。

    我想追问的第1个问题是:“裸贷”中所触及的年轻女性们,她们如此汹涌的消费愿望究竟从何而来?

    平心而论,即使放弃1般的道德评判,参与“裸贷”的年轻女性的行动也无疑是笨拙的。当这类笨拙行动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1种群体选择的时候,其背后所隐藏的就是1个必须被我们重视的社会关键。我们看到,被“裸贷”中的年轻女性们押上风险台面的,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还包括几近全部的个人关系网。而如此巨大的“风投”所交易的,不过是对几只口红或1个名牌包的餍足。这类狂热与草率已非1句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便可以够解释清楚。

    据媒体报导,“裸贷”主要集中产生在34线城市高校的女生群体中,其中原籍农村和小镇的女生占了较大比例,而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生比例极小。有评论者分析,造成这类现象的缘由是,34线城市高校常常教学质量很差,缺少健康的教育环境和规范的学校生活,使得这些学校的女生们在学业上基本处于荒废的状态,以致于更大程度地沉迷于物质生活,虚荣心不断膨胀。

    我是基本认同这类分析的。但是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追问的,这些34线城市高校的女生们,居然情愿以“裸条”换取金钱,她们如此汹涌的物质愿望究竟从何而来?她们还在读书,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展开;而且以她们所处的区域环境和所在的高校层级来看,身旁富2代和官2代的数量也应当不会太多——难道她们的消费观念不是更应当与她们所处的平常环境相匹配吗?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裸贷”所折射出的“微时期”的第1个深层症候,即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贫富差距已借由“社交媒介杠杆”的作用,对底层年轻人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心理压迫,并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价值错乱。“裸贷”事件揭露出的实际上是1个残暴的社会现实:对照片里的年轻女性们来讲,“穷”的无尊严感已远远超过了“裸”的无尊严感——这类感受才是促使她们可以为了几千元钱,就押上全部隐私与关系网的真正缘由

    时至本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年轻女性们的这类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确切地说,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对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无孔不入的描摹与渲染。今天,这些描摹和渲染不但来自于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更来自于每时每刻陪伴她们的手机社交平台——那里面有不计其数的APP、公号、微商、鸡汤写手、人生赢家……,它们乐此不疲地向青春期的女孩们表达惟有物质符号与个体尊严之间才是同质同构的关系。

    这些女孩们正是鲍曼意义上的“新穷人(New Poor)”,是“有缺点的、有欠缺的、不完善和先天不足的消费者”,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她们比以往任甚么时候候都能够更清楚地意想到自己的这类“缺点”,并时时刻刻为这类“缺点”而深感焦虑和羞耻。换言之,“微时期”史无前例地提升了“新穷人”的塑造效率。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小镇乡村由于阔别大都市的喧嚣诱惑,还能够相对自保为1片伦理道德的“净土”的话,那末今天,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类“净土”已不复存在。对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生活的想象,已通过新的媒介环境,对身处34线城市乃至乡野村落中的底层年轻人构成了1种非常巨大的心理压迫,使得他们再也没法仰仗其他价值话语去建构起有效的自我认同。

    正是在这类错乱的价值话语下,邓文迪成了在社交平台刷屏的“女神”和“人生赢家”;也正是在这类错乱的价值话语下,《小时期》票房高企,“裸贷”泛滥流行。虽然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与人的无缝对接,但是很多“小镇青年”反倒因此沦为信息的奴仆;而其中更加边沿化的“小镇女生”们,则成为“反心理压迫”与“抗信息奴役”能力最为羸弱的1群。

    由此,关于“裸贷”,我想可以换1个角度去追问的第2个问题是:为甚么是“女大学生”?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最近几年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将目标锁定为“女大学生”的不但是各种网络放贷平台,而且也包括各种网络直播平台,和1些金融性质的网络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在对待“女大学生”资源的时候,虽然设计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逻辑却只有1个,即勾引女大学生群体注册为平台的常规用户,然后通过拍摄、录制、展现、交易自己的身体形象,为平台集合人气,也为本身赚取经济回报。在这方面也有新近的典型案例——即2016年11月下旬突然冲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支付宝校园日记事件”。

    在这1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来作为金融平台的“支付宝”,正是由于深谙“女大学生”身份在媒介文化场域中所联结的险恶趣味,才会想到要开辟专门的社交频道,鼓励这1群体用身体形象换取赏金。其实,除“支付宝”以外,其他变相引诱年轻女性以“女大学生”身份进行网络直播的APP平台早已存在,而我们的全部媒体环境对“女大学生”形象进行负面暗示的陋习也是由来已久。

    因此可以说,支持“裸贷”运转的基本逻辑,一样包括着“女大学生”身体形象的“易销售性”在内——据报导,没能按时还款的高校女生们,除按放贷人指令直接提供色情服务以外,常常还要遭受私密照片和视频被贴上“女大学生”的标签在线售卖的下场。这也正是“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期”的第2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体条件下,大量与现代文明共鸣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更加迅速地涌入媒介文化场域,并对其造成严重腐蚀,其中尤以对青年知识女性身体形象的恶意传播为显征。

    深入观之,针对青年知识女性的险恶趣味的流行,有着更加沉重的社会成因。最近几年来,面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青年的普遍贫困化已成为1种世界性的窘境。在中国,由于社会阶层在最近10年内迅速固化,类似窘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显得更加尖锐。近210余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年轻人提供的,除知识以外,更是1种“中产生活的美好想象”,这类“想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地位层面的内容。

    10年前,大学校园里几近每一个年轻人都不会怀疑自己属于社会的“豫备中产阶级”,过上有房有车有话语权的生活只是时间问题;而10年后,这类“中产想象”却已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知识青年的“下流化”已成为1个冷峻的社会现实

    在这类时局下,我们的媒介文化逐渐显现出1种罕见的畸形面貌:1方面在情势上越来越“萌化”和低龄化;但另1方面在内容上,许多落后的、倒退的价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术形态为外壳迅速回潮。这其中,包括对知识的鄙弃,对钱权的膜拜,对自我奋斗的嘲弄,对理想主义的讥讽,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对不劳而获、买空卖空的推重,和对身体的高度物化和变相售卖。其中,移动互联网对“网红经济”的过度发酵,对照实体经济的孱弱委靡,更进1步加重了全社会对1夜暴富的虚妄期待。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样1种整体性的媒介文化氛围,将包括“女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女性的身体形象(和更加广义的媒介形象),逐渐异化成为1种可供多方窥视的情色用品。这类混合了“反智”与“厌女”的负面凝视,包括的是1种社会性的、对知识和女性的两重诋毁。而这类负面凝视及其背后潜藏的文化逻辑,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腐蚀了我们的媒介文化:它首先暗示“读书无用”,其次暗示“颜即正义”,继而暗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笑贫不笑娼”,1步1步地鼓励年轻女性将身体形象作为建构自我认同、保护人际关系、获得社会资源的最有效证券,并借助现实环境中的升学、就业、婚姻、生育政策等对年轻女性构成1系列结构性的压抑。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网络直播平台上打各种色情擦边球的“性感女主播”,还是支付宝开通的“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等,都和造成“裸贷”事件的深层文化逻辑如出1辙。

    综上所述,关于“裸贷”,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追问的第3个问题是:我们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影象之恶”到底有多少准备?

    必须承认,“裸贷”事件只有可能产生在移动互联网时期,也就是我们曾为之兴奋不已、对之寄与厚望的“微时期”。这不但是由于“裸贷”的全部流程基本都是借助移动互联网时期的社交平台来完成,更是由于只有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裸贷”事件中所触及的质押物——年轻女性的不雅照片和视频才有可能点对点地传播给她们的亲友以致所有社会关系,而这正是放贷人用以要挟威吓借贷人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由“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期”的第3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介条件下,个体所进行的不论是有关本身还是他人的影象传播,都有可能极大程度地被异化,进而导致难以逆转的灾害性后果。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影象技术的诞生可谓人类近百余年来最伟大的发明之1:它使得人类终究有能力记录时间与生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势必因死亡而导致的身体形象的消逝。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本能地去酷爱摄影机的深层缘由。但当下的问题在于,移动互联网时期的到来,使得我们对本身和他人身体形象的记录与传播都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显现为1种无控制的状态,由此可能导致的不单单是1个更加自恋和恋像的时期,更是1个逐渐被影象掏空了所有主体意义的时期。

    可以说,我们与我们的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已走到了1个善恶交界的“双光地带(Twilight Zone)”。其主要表征在于:1方面,由于滥用,当代人变得对任何身体形象都越来越缺少最少的畏敬,乃至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它与我的主体性毫无关联的错觉,所以很草率地便可以够与陌生人“裸聊”,可以展现大尺度照片,乃至可以上传与爱人之间的密切视频,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评论与“点赞”;另1方面,由于身体形象的滥用,当代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软肋,逐渐进入1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与被监视的情境当中。已不需要“老大哥(Big Brother)”,今天,理论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条件通过影象记录和传播去攻击其他人,而每一个人自己也都时时处于被其他人的影象记录和传播所摧毁的可能性之下。这就是愈演愈烈的“影象之恶”。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黑镜》。其实在这部剧集中,直指“影象之恶”的反乌托邦预言早已登场。2011与2013年,该剧分别播出了第1季和第2季,其中数个故事都以科学空想的外壳,显现了“微时期”的影象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高存储记忆粒与电子眼支持下的隐形监控”,“万众注视的暴力直播与媒介审判”,“由VR大屏幕建构的全息式文娱化监狱”,“以影象屏蔽或影象监禁作为对个体进行强制惩罚的手段”等。但彼时的我们还处于“微时期”所带来的兴奋与愉悦当中,更多地将这些情节当作科幻文艺的奇诡想象,以为1切离我们很远。“裸贷”的产生可谓1记警钟:它足以让我们惊觉,当今媒介科技发展的速度,和相干文化现象酵化的能力,已远远超出我们的历史经验。

    在关于“裸贷”的讨论中,有评论者试图去辨别究竟有多少女生是上当受骗,又有多少女生是道德败坏,本着卖淫的目的去借贷,内心早就标定以性抵债的选项。问题发展至今,我觉得这类对动机的辨别已不是关键。媒介技术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放大“善”,便可以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放大“恶”,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来讲都是如此。在人性犹疑的地方,良性的制度设计和深入的价值自省应当出场。明显,我们对此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裸贷”风波沸扬至今,但如果以此管窥阶级、性别、技术的3重窘境,进而引发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的症候审思与策略应对,倒也能够成为1个有历史意义的转折。